《大雅·抑》是卫武公箴戒周平王（宜臼）之作。《毛诗序》曰：“《抑》，卫武公刺厉王，亦以自警也。”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。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《毛诗序》所说是周厉王，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。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，而是平王，他的意见是正确的。

《抑》是一首杂言古诗。全诗十二章，首章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，接着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；第二章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；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；第五章至第八章，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，什么是不应当做的，诗人特别强调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，和出言的谨慎不苟；第九章至末章是恳切地告诫周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，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。此诗语言精练，“夙兴夜寐”、“白圭之玷”、“舌不可扪”、“投桃报李”、“耳提面命”、“谆谆告戒”等成语，都出自此诗，堪称一座成语的矿藏。

关于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的创作背景与用意，历来存在不同说法。《毛诗序》认为此诗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之作，同时也是自我警醒。但这一观点在历代学者中引发不少争议。《国语·楚语》记载卫武公年过九十五时，仍严格要求朝中臣子随时规谏其过失，并据此作了《懿戒》以自儆，三国时韦昭注明确指出《懿戒》即为《大雅·抑》。宋代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也持此见，认为这是卫武公让人每日诵读以自警的诗篇。而清代姚际恒在《诗经通论》中则提出质疑，认为讽刺君王与自我警醒难以在一篇诗中并存。近代学者多倾向认为此诗实为刺诗而非自儆之作。其实《毛诗序》的说法并无根本错误，只是表述不够周全，若说成卫武公借自警以刺王，则更为圆通。这种将自儆与讽谏融为一体的手法，正是诗人首创的委婉表达技巧。

至于诗中所刺的周王是否为厉王，宋代以来已有详实考辨。宋人戴埴指出，卫武公自警时已至暮年，距离厉王时代将近九十年，若说此诗为刺厉王而作，难以令人信服。清代阎若璩进一步论证，卫武公即位时，厉王流放已过去三十年，不可能有刺厉王之诗，即使说是追刺也不合理。清人魏源在《诗古微》中分析认为，此诗为卫武公担任周平王卿士时所作，距离幽王之死已三十余年，距离厉王之死更是八十余载，诗中尔、女、小子等称呼皆是武公自警之词，而讽刺王室之意也蕴含其中。他明确指出所刺的周王应为平王而非厉王或幽王，这一观点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。

周平王是幽王之子宜臼。幽王昏庸，宠爱褒姒，最终死于西戎之乱。平王继位后，在晋、郑、秦等诸侯护送下东迁洛邑，东周由此开始。此时周王室已衰微，诸侯势力日益强大。卫武公作为历经厉、宣、幽、平四朝的元老，亲身见证了厉王流放、宣王中兴、幽王覆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。到了平王时期，他已年逾八旬，眼见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不端、政治昏暗，忧愤之下写成了这首《抑》。

诗的前四章构成第一部分。首章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，采用了直陈其事的赋法。靡哲不愚是一句古语，意谓聪明人也会有失误，因此更需谨慎。在卫武公看来，平王并非愚钝之人，却做出种种不明智之举，令人费解。他原本期望平王能做到仪容谨慎、德行方正，现实却令他失望，于是从第二章开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规劝。第二章强调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，求贤可以安邦定国，立德则能使人内外悦服。第三章转入尖锐批评，列举平王沉迷享乐、荒废政事、忘却先祖基业等罪状，痛切之情溢于言表。第四章告诫平王应勤于政务、整顿国防，对幽王覆灭的教训尤须引以为戒。

第五章至第八章为第二部分，进一步阐述当为与不当为之事，着重强调对待臣民的态度和出言谨慎的重要性。这实际上是对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深化。作者在说理之中穿插形象化的语句，如白圭之玷尚可磨的比喻、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的动作描写、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对比，以及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妙讽喻，都使文气活泼而不板滞。

第九章至末章为第三部分。在反复申述当为与不当为之后，卫武公恳切告诫平王，若不听规劝必将招致亡国之祸。其中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两句是诗中唯一用兴法之处，以柔韧木料配顺滑丝弦方能制成好琴，比喻温厚恭谨之人才是德行的根基，语重心长。第十章以匪手携之、匪面命之两组递进句，生动表现出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。第十一章连用叠字增强情感力度。末章以於乎小子的呼告将全诗推向高潮，取譬不远、昊天不忒的警示，与《大雅·荡》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悲叹如出一辙，令人惊心动魄。

这首诗被誉为千古箴铭之祖，除了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外，从语言学角度看，它更是一座成语宝库，夙兴夜寐、白圭之玷、舌不可扪、投桃报李、耳提面命、谆谆告诫等沿用至今的成语皆出于此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