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建的文学活动时期主要是唐德宗、唐宪宗二朝，属中唐时期。中唐时变租庸调法为两税法，名义上是为了纠正租庸调法赋敛繁重之弊，唐德宗甚至还有“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”的诏令，实则两税法兴，而横征暴敛仍繁，各种莫名其妙的奉进、宣索一次次强加在农民身上。此诗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作的。

《田家行》是七言乐府诗，为一首讽刺赋税苛重的新乐府。诗的前八句用白描手法，勾勒出四幅丰收年景图，描述了农民面对麦、茧丰收的喜悦。诗中渲染农民欣喜的心情和劳作场面，实为衬托农民可怜的处境和悲苦的心情；后四句看似写乐，实像自嘲，是诗人倾诉农民的悲苦辛酸，表现封建剥削的残酷，也见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。全诗语言朴素自然，不事雕饰，立意精巧，讽刺深刻，是乐府诗中的佳作。

王建的这首乐府诗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进行了无情的揭露。仲夏时节，农民虽然麦子、蚕茧双双丰收，却被官府搜刮一空，自己无法享受劳动果实，只能过着“衣食无厚薄”的悲惨生活。诗中所写的情况，堪称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，很有典型性。全诗换了四次韵脚，按韵脚的转换可分为四个层次。

前两句是第一层，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：“男声欣欣女颜悦，人家不怨言语别。”平日里愁眉苦脸、少言寡欢的男女，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，说话也变得温和动听。首句用了互文手法，不能理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叫喊、只有女子才面露笑容。实际上无论男女，声音和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，平日的怨气一扫而空，连说话的音调也与往常不同。诗人先写农家的喜乐自得，再写喜乐的原因，由此制造悬念，引起读者继续往下读的兴趣。

第三、四、五、六句是第二层。这一层通过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的原因——夏粮和夏茧丰收了。“五月”两句写织妇因喜悦而觉得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，在缲车上细致快乐地抽丝织素。五月麦风清，写夏粮丰收；檐头缲车作响，写夏茧丰收。为了突出夏茧之多，诗人又从侧面下笔：“野蚕作茧人不取，叶间扑扑秋蛾生。”家蚕丰收，野蚕无人也顾不上收拾，以至于野蚕化蛾在桑叶间飞来飞去。野蚕自生自灭，可见夏茧确实大丰收，完全足够抽丝织绢。这一层里，作者既写收麦，又写缲丝，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来落笔，突出丰收景象，使前两句的农家喜悦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后面的“麦收上场绢在轴”“不望入口复上身”“田家衣食无厚薄”等句，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来叙事、抒情或议论，反映现实的焦点非常集中。

第七、八、九、十句是第三层。这一层写官府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，感情由喜转悲，形成一个大的波澜，既显出文势的跌宕之美，也增强了揭露现实的深度。“麦收上场绢在轴，的知输得官家足”写麦、茧丰收的结果。“轴”指织绢的机轴。丰收本该给农家带来丰衣足食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麦子打成粮，蚕茧织成绢，农民自己无法享受，不得不把大部分粮和绢送给官府缴税。“的知”一句是神来之笔，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、却不知是否还有新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。“不望”两句更为沉痛：丰收的年景里，农民并不指望吃自己打的粮、穿自己织的绢，只希望能免去进城卖小黄牛来应付横征暴敛的灾祸。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、穿什么，不难想见。这种丰收却衣食无着的客观描写，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。

最后两句是第四层。这一层借农民之口，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。但这种揭露并非声泪俱下的直接声讨，而是通过平淡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，让读者自己品味。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吃得好不好、穿得好不好，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这种以不被横征暴敛逼得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，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。

此诗在构思“农家苦”这一题材时很有特色。一般作品多正面描写农民生活的困苦，这首诗却不同。《田家行》先描绘小麦、蚕茧丰收、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，但丰收的结果不是生活改善，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，生活依然悲惨，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。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的困苦，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命运，选材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概括性。

在表现方法上，古乐府多叙事，而《田家行》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——一是麦、茧丰收，二是粮、绢大部输官，并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，对揭示“农家苦”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，语言质朴无华，通俗流畅，凝练精警，于平易中见深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