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诗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：一说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之后不久，约在永初三年（422），陶渊明五十八岁；一说约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（414），当时陶渊明五十岁，与《杂诗十二首》写作时间相近。关于荆轲之事，《战国策·燕策》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都有记载，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。

《咏荆轲》是一首借史咏怀、托古言志的咏史诗。此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，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政治、强暴势力的憎恶和铲强除暴的愿望。全诗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写荆轲之行，着力渲染荆轲不畏强暴、义无反顾的慷慨悲壮之举；刺秦王的过程只以“图穷”以下四句简要叙述；诗的最后两句，显露出诗人对奇功不建的无限惋惜之情。全诗写得笔墨淋漓，慷慨悲壮，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别具一格。

荆轲刺秦的事迹，在《战国策・燕策》与《史记・刺客列传》中均有记载，二者核心情节大体相近。陶渊明的这首诗虽取材于这些史料，却并非单纯以诗歌形式复述这段历史往事。

诗的开篇四句，从燕太子丹蓄养门客、图谋报复秦国写起，顺势引出荆轲。既概括了荆轲入燕，太子丹与太傅鞫武商议，鞫武举荐田光，田光又引荐荆轲，太子丹礼遇荆轲并尊其为上卿的完整经过，又将荆轲置于秦燕两国的矛盾核心。荆轲本是远超常人的勇武之士，自然也就成了燕国对抗秦国的希望所系。这四句已然囊括了后续故事的脉络，故事背景、人物定位与其肩负的重任都清晰呈现，人物命运与矛盾发展也随之成为牵动读者的悬念。后续写荆轲启程离燕，史料中记载荆轲曾等候同行的助手，太子丹却嫌他行动迟缓，疑心他心生悔意，引得荆轲怒斥太子，最终带着不堪任用的秦舞阳一同前往。诗人略去了这一情节，改用 “君子死知己，提剑出燕京” 来表述，后句引出下文，前句则隐去了太子丹的过失，与开篇的 “善养士” 相互呼应，既让内容和谐统一、文气连贯，又做到了笔墨集中、结构圆融。易水送别之时，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的记述由平缓渐趋激昂，诗人却先写下 “素骥鸣广陌，慷慨送我行”，白马在大道上嘶鸣，连牲畜尚且如此，人的情绪更不言而喻，诗作的情感瞬间被激发。“雄发” 二句以夸张手法刻画荆轲怒发冲冠、豪气冲冠的模样，因情感真挚饱满而显得极为自然。易水饯别的悲壮场景也在这般氛围中铺展开来，高渐离、宋意等燕国豪杰齐聚席间，寒水悲风里，击筑高歌，情景交融，送行与赴行之人无不热血沸腾、慷慨落泪。“心知去不归，且有后世名” 又落笔于荆轲自身，道尽他的决心与气概，也点明了这一幕的核心意涵。“登车” 六句描绘荆轲义无反顾、驱车入秦的举动，将他决死的心意与一往无前的气概通过行动具象呈现。其中 “凌厉” 两句出自诗人的想象，如同接连闪过的镜头，让人物直逼秦廷，把情节推向高潮，扣人心弦。诗作用大量笔墨铺叙荆轲离燕入秦的过程，写得酣畅淋漓，对行刺失败的正面情节却惜墨如金，仅用 “图穷事自至，豪主正怔营” 两句交代。前句简练点明图藏利刃的计谋，也宣告高潮将至，后句只写秦王惊慌失措，从侧面凸显荆轲的果敢与威慑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细节则只字未提，鲜明的爱憎立场不言自明。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塑造出鲜活伟岸的荆轲形象，也尽显其剪裁与创作的功力。诗的最后四句直抒胸臆、评点人物，既惋惜荆轲未能成就奇功，又肯定其精神永存，在惋惜与赞叹中，让这位不畏强暴、勇于牺牲的形象焕发出不朽的光彩。正如张玉谷在《古诗赏析》中所言，结尾既含惋惜又怀仰慕，收束紧实有力，让全篇气势都得以提振。

诗人怀古寄情，本是为了关照现实，只是这一 “现实” 不必界定得过于狭隘，如部分论者所说此诗是因 “忠晋报宋” 而作，其实并不恰当。首先，陶渊明曾在诗作中多次提及自己少壮时心怀壮志、性情豪放侠义，可见其本就具备这样的精神特质。其次，他虽曾出仕晋朝，却坦言这是 “误落尘网中”，悔恨之情显而易见，足见晋朝并非他心中的理想国度，刘宋政权自然也不是。这些都是不必将《咏荆轲》的创作主旨拘泥于 “忠晋报宋” 的理由。诗人一生壮志不衰，始终心怀疾恶除暴、舍身济世的信念，诗中的荆轲，正是这种精神与理想的艺术化身。简单来说，诗人是借历史旧事抒发自身爱憎，这样的解读更贴近他的本心。这首诗的感染力也正体现于此，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》中便有吟咏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，便是有力的佐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