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诗作于开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冬高适第一次出塞蓟北而归之后。这之前，诗人二十岁曾西游长安求仕，失意而归。北游蓟门，“时事多谬”，内心极为愤懑不平，故借与崔二赠答之际，深刻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、正直之士长期沉沦的悲惨遭遇。

《效古赠崔二》是一首五言古诗。该诗写出李林甫之流把持朝政、排斥贤能、过着骄奢腐朽生活的罪行。诗中以景托情起，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；再以铺陈之法揭露“当途者”的骄奢淫逸，真切生动，如在目前；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，波澜层生，峰峦迭起，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。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，不着议论，让人通过铁的事实，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。

开篇六句以景衬情、情景交融，渲染出弥漫天地的深沉悲愁。“十月河洲”景致萧条，暗合诗人悲凉的心境与黯淡的前途，故而生出归乡之念。三、四句进一步渲染这份凄惨：狂风呼啸更添严酷，暴雨大雪使天地失色，即便归思迫切，却不知为何茫然无措、不知何去。“迷所至”三字，生动展现出诗人进退维谷的困境。“浩哉”一声强烈慨叹，既写眼前严酷景象的浩瀚无边，更喻心中悲愁的苍茫无尽。

紧接着的十二句，以“缅怀”二字将思绪引向京城，一一铺展诗人西游长安时所见当权者奢靡无度的生活，进一步反衬出“我辈”的困顿无依：权贵们人数众多、声名显赫，身居云端之上，绝不会改变困顿之士的悲惨境遇。他们宴乐齐鸣、车水马龙，交游何等显贵；美人如莲、幽房飘香，生活何等淫逸；兽形炭火置于金炉之中，众人谈笑风生、得意洋洋，姿态何等骄矜。这些生动的生活图景，深刻而广泛地揭露了权贵们的腐败，批判愈发猛烈。笔锋至此陡然转折，以“又何曾顾及草野之中，还有这般困顿憔悴之人”的鲜明对比，满怀义愤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污浊。

末尾八句呼应“赠崔二”的题意，倾诉心中的愤懑不平。前四句中，诗人先言自己惭愧无治国安邦之术，故而早已甘愿沉沦，接着以有力的反诘，点出崔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却仍与自己一样深陷困顿，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。由此可知，前文的自惭自弃实为正话反说、以退为进，恰恰反衬出自己“始终愿拯救百姓”的理想难以实现，内心的悲愤无法排解。随后思绪再度转折：本想放声长歌以抒发愤懑，谁知反而更添郁闷；试图借酒消愁，却无法一醉解千愁，反倒倍增忧愁。最终，诗人只能以“穷通祸福自有其时，先生不必落泪”的劝慰之语，流露出安于时命、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绪。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，情感愈泄愈烈，将主人公愁肠百结、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首诗以景托情开篇，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；再以铺叙之法揭露当权者的骄横奢华、放纵无度，刻画真切生动，如在眼前；最后以婉转回旋的笔法，波澜迭起、峰峦叠嶂，将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。诗中多处运用尖锐对比，不发议论，让读者通过确凿的事实，亲眼见到当时社会的不公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。且对比之处多以反诘语气道出，更增强了情感的力度，添了几分激昂跌宕之气。这种抒情中的悲叹与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，使诗人的创作自始便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，除雄壮豪放的风格外，更有“沉郁悲凉”的特质，正如叶燮《原诗》卷四所言“其沉雄直不减杜甫”。这一特点，也让他的边塞诗得以鲜明揭露将帅无能，深切同情士卒疾苦，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