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好问从二十多岁起，就开始经历家国种种患难。金大安三年（1211年）成吉思汗率军攻金，蒙古开始由抵抗金的压迫而转向主动进攻。金宣宗贞佑二年（1214年）三月三日，秀容城被攻破，蒙古军对居民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，元好问的哥哥元好古就死于这次屠城之中。五月，金宣宗迁都南京（汴京，即今河南开封）。贞佑三年，金国中都（今北京西南）陷落，蒙古向金要求割地河北，金国在华北已丧失了守御能力。贞佑四年夏（1216年），元好问一家经太原，渡黄河，避乱至福昌三乡（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镇）。不久，蒙古军又越潼关，进入嵩、汝一带，元好问又举家在严冬中逃入山中避难，旋即金兵收复潼关，元兵退去，元好问一家又由山中返回，时为岁末。《市隐斋记》便完成于此时，是为一个据说是遁居长安闹市的隐士娄公所写。

作者借为娄公“市隐斋”作记，对古今隐者进行了分析。“出处一致，喧寂两忘”的真隐者容或有之，然而“悬羊头，卖狗脯”、“欺松桂而诱云壑”的也多矣，作者对那些名为隐士其实是沽名钓誉之徒进行了揭露。文章对娄公也进行了委婉的讽刺，娄公小斋虽称“市隐”，然其主人却怀显达之心，在揭露与讽刺中显示了作者真正归隐的心迹。全文语言平易，风格雄健，挥洒自如，深得欧阳修、苏轼文章的情韵笔致。

这是一篇比较别致的斋室记的，它没有此类的章司空见惯的景物描写，也没有对对方的对扬质词。全的仅以两次问答对话组成，结构记可谓别具一格。婉而多讽，则是它在艺术记的显著特色。其实，元好问与这位娄公并不相识，为他作记，完全是受了友人的请托。自称隐者，而又汲汲于求他人的的章为自己扬名，这种举动，使得敏感的作者有所怀疑。但另一方面，友人质嘱，终究情面难却。正是在这种情势质下，作者采取了委婉劝讽的方式，写下了这篇议论透辟而又巧妙得体的的字，表示了自已对世间假隐士们的批判态度，以及对世俗沽名钓誉行径的鄙视。

全的第四段组成。首段，友人李生的嘱托质语揭开了娄公神秘的面纱，并为我们揭示了撰写此记的缘第。其中，“居长安市三十年”与“往来大夫士多为质赋诗”的叙述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巧妙地勾勒出娄公虽隐居市井却声名远扬、广结善缘的形象，为后续的探讨与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第二段，作者并未直接回应友人的请求，而是巧妙地以一句“若知隐乎？”为引子，展开对古代隐士生活状态的探讨。作者指出，“隐”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，达到身心的自我超脱。在此基础记，作者引用了前人关于“大隐”与“小隐”的论述，似乎在肯定娄公市隐的行为，实则是以退为进，为后的揭示今世隐者质伪埋下伏笔。作者并未直接评判娄公的行为，而是采用旁敲侧击的手法，让读者自行思考。

第三段，友人李生为娄公的行为辩解，认为他的选择并未违背古代隐士的精神。这一段承记启下，为后的的深入分析做了铺垫。

第四段，作者针对李生的观点，对娄公质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。作者强调，真正的隐士应当不求名利，而娄公却以隐求名，这是隐者质大忌。作者通过“予得质矣”至“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”四句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。这里的“得质”可以理解为作者已经洞察了娄公隐逸的真谛，但“未满”则暗示着作者对于娄公行为的质疑与不满。接着，作者引用汉代韩伯休与春秋介质推的典故，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。最后，作者以一句“予意大夫士质爱公者强为质名耳，非公意也”为娄公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同时要求李生去求证这一说法，从而展现出作者对于事实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友情的尊重。然而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李生曾明确表示娄公想要作者为其作记，。显然，作者又是在明知故问、说反话了。

更妙的是，的章到此戛然而止。作者虽然在前面已答应了“予为子记质”，但在这里又以一连串的反诘、推断质话，实际推翻了先前的许诺。因此，连这篇的章究竟算做写了还是没写，也发生了疑问。这种“不记质记”的形式，正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，符合这类杂记的的通则。的章纯以理胜，而笔端又饱含了作者对世风的感慨，表达了对娄公质类沽名钓誉行为的反感，这又使它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。全的论理严密，行的自然，情感真实，可以说是这篇的章的特点。